疫情中的悉尼会展活动并未阻止艺术家们细胞的绽放

第22届悉尼双年展并未因疫情而取消，于2020年3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在6处场地呈现来自36个国家及地区的近百位艺术家的作品。

自2014年的抗议危机后，悉尼双年展的参展大牌艺术家在减少。但今年，该双年展具有历史使命，出现了第一位澳洲原住民策展人。展览主题“NIRIN”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意为“边缘”，旨在以艺术家和原住民为主导，探索澳洲当地社区与全球网络的广泛联系。

2020年的第22届悉尼双年展中，主题就是一切。此次双年展的标题由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策划的。标题“Nirin”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意为“边缘”，而伴随公共议题则是“天空的边缘”。

来自36个国家及地区的近百位艺术家参加。展示中心有6个，分别为澳洲当代艺术博物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悉尼 Artspace 艺术空间、坎贝尔敦艺术中心、悉尼科克图岛和达令赫斯特国立艺术学院。双年展主题的连贯性是理解在以下六个场所中传播的各种方法，态度和思想的关键。

悉尼双年展，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展馆，展品被置于传统欧洲艺术品中

但是，要欣赏当前的展示形式，重要的是要了解此前的历史。

2014年，第十九届悉尼双年展受到艺术家的抗议。在开幕前数周时，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一些当地和国际的艺术家威胁退出该展览，或者在他们的双年展作品中嵌入抗议声明。参加双年展的90位艺术家中的35位提交给了董事会一封信，他们在信中称他们对双年展的主要赞助商——兰斯菲尔德公司（Transfield）感到憎恶，这家公司竟然从澳大利亚政府有争议的强制拘留庇护寻求者的政策中赚取利益。联名签署该信件的艺术家包括获得过特纳奖的马丁·博伊斯（Martin Boyce），和其他一些国际和澳大利亚的艺术家，他们要求董事会撤销兰斯菲尔德公司的赞助商资格，另外寻找一家赞助公司。其结果是董事会董事长的辞职，长期的公司赞助和许多私人慈善家的离去。

在随后的三届双年展中，此类事件明显减少了。尽管场馆的数量或多或少保持不变，但主办方的某些方面已被淡化或完全消除。2018年的双年展中，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人数则有所减少。

对于2020年而言，主办方显得更为温和。但双年展则没有艺术巨星，也很少有引起媒体关注的作品。尽管双年展主办方承诺展品目录会在开幕周末及时出现，但没有任何常规的墙面文字（海报），只在一些固定墙体上贴上了信息表。

策展人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

你可能会说这些、以及其他的很多方面都与展览本身无关。但这也是故意的。此次主办方旨在为色彩丰富的澳大利亚第一民族（原住民）艺术家提供发声渠道，这些艺术家正被以欧洲为中心的艺术世界所困扰，而这个艺术世界痴迷于名利双收。过去事件的不必要的花费现已被良善的否定所取代。此次展览具有悉尼双年展的历史使命，那就是第一位原住民艺术家及策展人。

对于艺术家、策展人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来说，“NIRIN（边缘）”提出的是“创造力是讲真话的重要手段，直接解决困扰着我们时代和我们自己的未解决的焦虑。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一个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拥抱我们的许多领域，并为社会学与和谐的自定义未来感到自豪的地方。”

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

那么这些想法在展览中如何体现出来？在坎贝尔敦艺术中心，统一的选择是探索澳洲土著的历史档案，从新闻摄影和街头海报，再到各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其中，杰出的作品是艺术家芭芭拉·格雷迪（Barbara Grady）的《我们的祖先总是在关注着（ Our Ancestors Are Always Watching），一件多屏幕视频装置，包含了密集的拼贴照片，音乐和文字。

芭芭拉·格雷迪（Barbara Grady）位于坎贝尔敦艺术中心的《我们的祖先总是在关注着（ Our Ancestors Are Always Watching）》

作为一名Gomeroi部落的女性，格雷迪的新闻摄影通过艺术家所说的“黑色镜头”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原住民经历。在这部影像里的一份文本是这样说的，“当某些艺术精英说你只是体育摄影师时……你远远的超越体育本身。”

格雷迪影像中的声明性语气和说教主义与“Nirin（边缘）”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一方面声明了其文化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另一方面却反驳了该展览所处的世界。

至少对于双年展的观众来说，以更微妙，更隐喻的方式来呈现作品的艺术家可能更为成功。

特蕾莎·玛格丽丝（Teresa Margolles），《无题（Untitled），2020》

在达令赫斯特国立艺术学院，墨西哥艺术家特蕾莎·玛格丽丝（Teresa Margolles）安置了作品《无题（Untitled），2020》。这件作品是以鲜红色的窗帘打造出的长长的矩形房间，内部是加热的金属板，水滴从上方滴落到金属板上。当水滴撞击表面时，它们会在少量蒸汽中蒸发，但会留下痕迹。这项作品为墨西哥被谋杀的妇女们提供了有力的纪念。在墨西哥，每月都有数百名女性被杀害。

阿齐兹·哈扎拉，五个频道的视频《Bow Echo， （2019）》

而类似的艺术表达可以在澳洲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阿齐兹·哈扎拉（Aziz Hazara）作品，五个频道的视频《Bow Echo， （2019）》中找到。在作品中，来自喀布尔的艺术家哈扎拉正处理代表性问题：一个人如何有效地表示恐怖，痛苦和暴力？哈扎拉将这个问题与过去二十年来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波自杀炸弹袭击相联系。喀布尔市后面的高山峰顶上有五个小男孩吹着玩具小号，传达出不祥的深沉音调。在不了解作品背景的情况下，不可否认这件作品是有效的，它的参考点正是其毁灭性。

在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边缘”主题将艺术的反历史置于欧洲传统中间。策展人布鲁克·安德鲁（Brook Andrew）自2015年亚太三年展起创作了自己的作品。但在Queensland展厅里，安德鲁将自己的大画布放进了画廊的殖民地艺术收藏中。在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这里，在人们经常参观的殖民地田园风光、描绘战斗的场面、探险家和历史遗迹、以及著名的重创者的大理石雕像中，摆放着其他艺术家的各种作品。这样展现的结果是好坏参半的。一些表达显得很有效果，而有的则令人困惑。

Joël Andrianomearisoa摄影作品《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像我要带你去的地方那样了》

此外，安德鲁做了另一种手势，几乎宣称整个双年展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他使用笔名“Powerful Objects”，在所有场所放置了来自私人及博物馆收藏品的各种档案物品。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将新作品优雅地扩展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但有时也使人感到困惑，使观众对于双年展的理解变得模糊。在“谁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之间没有明确的定义。

易卜拉欣·玛哈玛（Ibrahim Mahama），《No Friend but the Mountains 》

而在悉尼科克图岛如今已成为双年展的关键场地，其主要的工业空间和破旧的小空间对于在此展出的任何艺术家都是一个挑战。“Nirin（边缘）”主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前后不一致的，但再一观察，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边缘”不再是隐喻，而是变成了文字——你能在没有导览图的情况下找到这些作品吗？

展览中，我发现的一件出色的作品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艺术家穆罕默德·布劳伊萨（Mohammed Bourouissa）的《野蛮的家庭根源（ Brutal Family Roots ），2020》，作品内容与标题相斥，为观众提供一个华丽的淡黄色休息区域，闻花香，聆听优美的环境音乐。该作品在语言，音乐和文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其运作方式与“Nirin（边缘）”里的最佳作品具有相同的隐喻性。

Ahmed Umar，《What Lasts！（Sarcophagus）》，2016年

这并非说一些更强硬的美学不能走太远。悉尼 Artspace 艺术空间里的主题是协作与联系。Tennant Creek Brio的作品就藏在其中，一群居住在偏远北部地区并制作着无政府主义艺术的原住民，描绘着颜料覆盖的小精灵机器和带有神秘纹章人物的画布。一段视频在可触控的屏幕上播放，显示了艺术家与他们一起在工作室工作，晚上一起开车，跳舞。艺术家看起来很快乐，作品也是。